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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年的那个下午，我在办公室角落翻到一张褪成浅米黄的打样——是第一单文化墙的草稿，边角还留着当年针式打印机的墨点晕痕。
那时候团队只有三个人，一台老旧的喷墨机，接下的第一单是太原一家社区小店的文化墙，预算少得可怜，我们蹲在门店地上改了三天的手绘稿，用铅笔在硬纸板上反复擦了又画，手指上沾了厚厚的铅灰，连盒饭都是老板凑的。
那时候没想过要做多大，只想着把每一笔颜色都对齐门店的瓷砖缝，哪怕是最边缘的那一小块，也得摸清楚瓷砖的纹路再下笔，就怕歪了半厘米，对不起客户攒了好久的信任。
后来慢慢攒下了点经验，有一次给一家企业做文化墙，客户要放老员工的照片，我们盯着照片的分辨率看了整整一天，哪怕客户中途说“差不多就行”，我们还是托朋友找了当时能拿到的最高清原片，调整了三十多版排版，连照片上下左右的留白都精准到毫米。
那段时间，我们开始养成“死磕”的小习惯：做文化墙前一定要去现场量三次墙面，避开电源开关和消防栓的位置，连墙面的光照角度都要记在随身的小本子上，甚至会模拟不同时段的光线，看颜色会不会偏色。
现在我们有两百多位坐班设计师，每一张文化墙的方案都要经过三轮内部评审，从颜色的色值到文字的行距，抠到骨子里。累计服务七千多家客户，很多老客户一有文化墙需求就直接找过来，说“你们做的墙，我们放心”。
我们也一直坚持设计定稿后制作走代采，验收合格再结账，不让客户提前垫钱，也不让他们为不符合要求的东西买单，把能想到的踏实，都做在细节里。
上个月的一个深夜，我路过公司，看到设计部的灯还亮着，一个设计师趴在电脑前改文化墙的配色，屏幕上是刚调出来的太原老城区的建筑肌理，他旁边放着半杯凉掉的咖啡，嘴里还念叨着“再暖一点，要贴在墙上门能看清”，身后的白板上还画着三版不同的排版草稿，都被打了大大的叉。